【中國閱兵釀成北京困局】文：蘇紫雲
紀念二戰結束70週年，是今年國際間的重要盛事，西方國家都以莊嚴、和平的基調作為儀式，戰勝國與戰敗國的領袖，甚至當年實際參戰的敵我老兵齊聚一堂，目的都不是為了炫耀勝利，而是緬懷往者，避免戰爭的不幸重演。
實際上，今年的二戰紀念，只有中國、俄國、台灣選擇以現役部隊閱兵方式進行。5月8日為二戰「歐洲勝利日」，包括美、英、法、比利時、乃至波蘭，都以緬懷罹難者的軍儀隊致敬，或以音樂會的方式進行，甚至南韓也是以音樂會紀念今年6月25日的韓戰65週年。其中差異，主要在史觀的不同，民主國家看待歷史的方式，是基於人道觀點，悼念戰爭犧牲者，祈盼戰爭不再發生，而不是選擇閱兵耀武揚威或羞辱過往敵人，簡單說，就是「可以原諒、不可忘記。」如今中國選擇以展現軍力的方式來紀念二戰，其實得不償失。
【中國閱兵的雙面刃】
2015中國的抗戰勝利閱兵，共動用1.2萬人，等同師級規模參與，編成50個方隊，其中徒步方隊11個、抗戰老兵乘車方隊2個、裝備方隊27個、空中梯隊10個，規模的確浩大，也展現解放軍各式戰略飛彈、戰術武器，軍力也可謂強盛，可惜，相較於中國1949年建國後的14次閱兵記錄（加上今年合計15次），2015年的中國閱兵，除了展現軍事肌肉外，習近平的「閱兵談話」也創下「二手引用古文」、「引用西方典故」、「閱兵又裁兵」的三大特色，但在政治與外交上卻是暗潮洶湧，其主要意義可分析如下。
1. 自曝政局不穩：
習近平在閱兵談話時引用《詩經大雅》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」，表面上是呼籲各界要為中國復興作出堅持不懈的努力，但若深究中共政治文化，此語最早為毛澤東對「明史」的點評，弦外之音就是毛澤東的「兩個務必」，「增強憂患意識，堅定不移地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」。習近平抬出毛澤東所用過的古文，等同間接證實外界懷疑，習近平的強勢作風，已經導致內部不穩，擺明牠只是想震攝中共黨內不同意見者。
2. 突顯政軍矛盾：
習近平在閱兵儀式上，宣布裁軍30萬，不僅在中共政治文化上前所未見，在全世界的政治史上也可說破天荒，這是最叫人費疑猜的。北京歷年進行過10次裁軍，基調就是減少人力費用，以走向「精兵」，但多是在中央軍委會、黨大會中宣布。在閱兵典禮中宣布，無異是在觸軍方的霉頭，習刻意展現其領導權威，已經突顯中國軍方內部的不穩與政軍矛盾。
3. 刻意竄改歷史，心虛紀念二戰：
北京以大閱兵來紀念二戰，是想爭正統，也突顯領導階層的心虛，畢竟1949年才建國的中共，怎麼可能代表1945年的勝利，且在中日戰爭期間，中共內部主張的「一分抗日、二分應付、七分發展」策略，乃至1964年毛澤東會見日本代表團時感謝：「感謝日本皇軍到中國來，幫助共產黨推翻了國民黨政權。」再再都突顯中共的醜惡史實。且由於中共在1949年才建國，本身才是「兩個中國、一中一台」的麻煩製造者，造成「一中訴求」辯證上的挑戰，因此想藉由扭曲、竄改歷史的方式，強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當性，只可惜效果不彰。
4. 製造外交災難：
依照公開資料觀察，出席北京閱兵式的主要國家元首只有俄國、南韓、捷克，國際媒體稱為「莫斯科困境」，意指如同俄國今年五月舉辦歐戰七十年閱兵時的外交窘境一般，筆者將其稱為「北京困局」。相較於2014年在法國舉行「一次大戰百周年」閱兵，西方國家元首大多出席，諾曼第登陸70週年紀念，美國總統歐巴馬、俄羅斯總統普亭、法國總統歐朗德和德國總理梅克爾等十多位領袖都親自與會，中國閱兵在國際間不叫好也不叫座，主因就是中國明顯傾向「霍布斯」的仇恨史觀，此點與西方主流的思想不同。更不用說在國際政治上的軍事競合關係。
5. 重啟中國威脅論：
而在區域安全與軍力平衡上，中國閱兵所展示的武器裝備，幾乎早為外界所知悉，但拿出來公開展示，無異加重周邊國家對中國軍力的猜疑。主要的是各種長程投射兵力，包括射程可含括美國、澳洲的戰略飛彈，航程可達第一島鏈外緣的預警機、轟炸機等。這些具備境外打擊能力的裝備，才是影響區域軍力平衡的關鍵。另一個有趣訊號是，在天安門閱兵的同時，中國海軍特遣艦隊也首次出現在白令海峽，靠近美國阿拉斯加與俄國之間，更是通往北極海的要道，且此艦隊包含一艘兩棲突襲艦，由於白令海峽為冷戰時期美國防衛本土海空防的重要門戶，中國此舉無疑挑動美國的敏感神經。因此，儘管習近平宣稱裁軍30萬、也首次引用西方典故的達摩克利斯（Damocles），意指中國對國際權力使用的小心謹慎，但北京的政治語言以及實際的軍事行動相左，各國自然選擇相信中國威脅論。
綜結來看，北京的九三閱兵，對內宣傳效果重於對外。但在對外的國際政治、軍事、外交上都將產生若干副作用，也將使其軍事競爭對手更加團結。這可由與中國經貿關係密切的東協國家，除了緬甸、越南領導人外，屬於北京「海上絲綢之路」戰略重點的其他東協領導人都缺席，明確指出亞太局勢各國在軍事安全選擇向美國靠攏的趨勢。
6. 開啟統獨和解：
台灣國親新三黨人士參與中國閱兵，引起廣泛爭議，甚至引發同為統派人士的批評與嘲諷。筆者觀察，此一爭議，給予日漸成熟的台灣公民社會反思，也開啟統獨主張者之間的和解之窗的可能。主因就是「反共統派」定位的明確化。以往的藍綠或統獨長期處於二分法，但隨著民主的深化，統獨光譜除了極端者外，逐漸出現「尊重立場、公投決定」的趨勢，統獨主張的影響在台灣的政治行為已逐漸淡化，而反對參與中國閱兵的台灣統派，可稱為反共統派，其政治價值的選擇與主張獨立的人士具有較高的協調性，雙方具有政治和解、取得共識的可能。事實上，即使是民進黨所聲稱的「台灣前途決議文」，就筆者的觀察，其基本精神並非「台獨綱領」，而是「公投綱領」，亦即是符合前述統獨最大公約數的基礎。此種民主深化的力量，絕非北京迷信軍力恫嚇所能影響的。
【重新思考台灣與二戰的關係】
至於台灣面對二戰的立場與態度，除了馬政府閱兵的落伍思維外，其實可採行與西方主流價值接軌，且更具實質意義的紀念方式，而地點其實就在基隆港。1945年9月4日，為二戰盟軍戰俘在台灣戰俘營重獲自由的紀念日，這些遭關押在台灣的戰俘將近4千餘人，在9月3號日本投降後的次日重獲自由，並立即由英美海軍由基隆港接運。以戰俘解放、重獲自由的人道角度出發，作為台灣終戰紀念的主調，對台灣具有多重意義與價值。首先，不僅可彰顯戰勝的意義，真正榮耀二戰犧牲將士的貢獻，其次，也可在史觀上發揮最大包容性，使類似歷史課綱的爭議減至最小。第三則可連結西方主要國家，並突顯台灣存在的事實。更可藉由戰俘重獲自由，展現人道與和平的普世價值，與中國窮兵黷武區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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