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前言】以美國為例，政府的社會救濟效能就遠高於慈善團體，因為許多慈善團體人謀不臧，他們善款的發放率和執行率只有個位數，意即每一百元的善款，真正用到受助者身上的還不到十元，其他善款都被做帳做掉了！而台灣的慈濟則更誇張，他們善款的發放率可能還不到一趴呢！
文：翁達瑞（北美知名商學院教授）/ 小台增刪
慈濟每年吸收近百億的捐款，數百億會費，他們除災難救助外，還經營醫院、學校、有機農業以及資源回收等行業，所經營事業群的年收入更可能高達千億，這每年將近兩千億的慈善收入，善款的發放率有到一趴嗎（20億）？然而慈濟的信眾卻一直抱著「捐款就是種福田」的信念，努力出錢出力，他們或許是為了累積福報，或只是為了回饋社會，但不管動機如何，他們捐款給慈濟的行為，慈善效率絕對比不上誠實納稅。
政府的救濟體系有兩大特點：依法行政與公平一致，可是當社會發生重大災難時，依法行政反而成為救災的阻礙，受限於冗長的預算編列程序，政府的官僚體制無法迅速啟動重大救災計畫，而且僵化的官方標準就會出現窮於應付的窘境，當官方的救濟體制失靈時，具有「準政府」性質的慈善機構就應運而生，當社會發生重大災變時，慈善團體可在短期內募集大筆資金，將所需的物資與人力送往災區，不受政府相關預算與審計程序的延宕，因此慈善機構扮演的是與政府分工的角色，政府負責的是經常性與一般性的社會救濟，而慈善機構則分攤突發性與異常性的急難救助，兩者的關係是「互補」性質，而非「替代」。
雖然政府與慈善皆可從事社會救濟，但兩者的公民監督程度卻有天壤之別，政府的社會救濟是由強制徵收的稅金來支付，因此必須嚴加監督，反之，慈善捐款出於民眾自願，係基於捐款人對慈善機構的信任，特別是經過宗教加持（或包裝）的團體，因此，慈善機構所接受的公民監督就相對有限，公民監督可以提高社會救濟的效能，其衡量指標乃是每一百元的稅金或捐款，扣除行政費用與浪費後，有多少真正用於救濟的對象身上，諷刺的是，本應腐敗與怠惰的政府，因為嚴格的公民監督反而變得比較有效能，本應廉潔與勤快的慈善機構，卻因為缺乏有力的公民監督，反而變得非常腐敗、怠惰、沒有效率。以美國為例，政府的社會救濟效能就遠高於慈善團體，許多慈善團體的效能指數只有個位數，意即每一百元的捐款，用到受助者身上的還不到十元。
事實上，慈濟所經營的許多事業，例如醫院、學校、有機農業、資源回收等，都是政府、甚至一般企業就可以承擔的工作，因此那些都不能算是慈善事業，另外慈濟的災難救助，大部份集中在毛毯、飯糰和飲料等一般民生物品的發放（姑且不論慈濟所發送的那些物品都是由慈濟所生產），那些應景式的物資救助，皆可輕易由政府預算支付，因此也不能算是「集結大批物資」的緊急救災。
儘管慈濟每年吸收百億捐款，數百億會費，所經營事業群的年收入更可能高達千億，然其運作的模式與存在的價值都令人存疑，一方面，慈濟並未扮演與政府「互補」的角色，反而「模糊替代」政府的社會救濟服務，另一方面，在缺乏嚴格公民監督的情況下，慈濟也無法證明其善款的清白和救濟效能能夠高於公部門，既然慈濟扮演的只是模糊替代政府的角色，其救濟效能和善款流向也未受到公共監督，那些誤認為「捐款就是種福田」的信眾，與其捐款給慈濟，倒不如繳稅給政府，換言之，在慈濟的正當性未被確立之前，其信眾最大的善行應該就是誠實納稅，而不是繼續捐款給慈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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